危险感助长了雄心壮志。你会突然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人畜无害的标致与清风拂面的和善并不是唯一可想象到的女性命运。
说句实在话，正因为虐杀女巫这段历史讲述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才更有理由不去直视它。如果踏入这一雷池，就意味着我们要直面人性中最绝望的一面。首先，它揭示了社群的顽固不化：隔一段时间就要为自己的不幸揪出一只替罪羊，自我封闭在非理性的漩涡中，不接受任何理智的辩驳，直到民怨四起，怒不可遏，最终诉诸肢体冲突，还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是社群机构出手进行正当防卫。另外，它也揭露了人的某种能耐。这种能耐用弗朗索瓦丝·德·欧本纳的话说，是“用疯子的理论来大开杀戒”。
通常情况下，替罪羊的指定，远不是一群粗鄙贱民可以操控的，而是来自高层，来自有教养、有文化的阶层。（女巫传说的诞生几乎与印刷术同时，后者诞生于1454年。印刷术也在猎杀女巫的进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几个世纪的仇恨与蒙昧主义在这场暴行（指猎巫运动）中达到了极点，而其导火索正是他们面对女性在社会领域内地位日益提升时而滋生的恐惧。
在我看来，这些女性（指后文提到的一些女作家）很好地代表了对上述禁忌的蔑视——独立地生活、自然地死去、掌控自己的身体与性，从某种角度上对女性仍有禁忌的意味。总而言之，她们对我而言就是现代的女巫。她们的力量和敏锐就像童年时的蓬蓬婆婆（一位童话中的女巫）一样鼓舞着我，帮我驱散父权社会的雷霆之击，绕过其禁令之间的障碍。无论她们是否自我定义为女权主义者，她们都拒绝放弃用十足的才干与自由去探索自己的欲望与可能性，并且充分地愉悦自己。因此，她们也会将自己暴露在某种社会制裁之下。这种制裁可能只是本能反应与谴责，而每个人又不假思索地将两者融合起来，因为对于何为女人地狭隘定义已经根植于我们脑中。回顾她们忤逆的这些禁忌，既可以衡量我们平时所受的压制，也可以看到她们的胆魄。
“独身女性”一词，虽说不是排他性的专有名词，却以显而易见的形式代表着女性的独立。这也使它成为保守派们憎恶的一个形象，同时也对许多其他女人构成了威胁。我们一直遵循的劳动性别分工的模式也产生了重大的心理影响。在大多数女孩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教育鼓励她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有办法，并且去培养、重视自己的自主性。人们迫使她们认为婚配与家庭是实现自我必不可少的要素，还让她们觉得自己脆弱、条件差，因而要不计代价地寻求精神上的依靠。所以她们对无畏的女冒险家形象的向往也只停留在想想而已，这对她们自己的生活没有丝毫影响。
以上并不是说男人就不会因为情感匮乏或孤独而痛苦。但至少，他们没有被加重其凄惨氛围——甚或被制造这种凄惨氛围的文化象征所包围。相反，整个文化环境会为他们提供支持。即使是孤僻、极度自以为是的怪人都能发起反攻，成为现世的普罗米修斯，享有金钱与成功。······反之，女人们从小学着梦想“浪漫”。根据格洛丽亚·斯泰纳母的界定：“一种文化越是呈现父权制与性别两极化，就越倚重浪漫。”在这种文化模式下，自我发展的调色板上不再是人类的所有的品质，而只是满足于所谓的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而匹配的色彩。要想凑齐所有颜色，接得找另一个性别，透过吸引模式建立起的肤浅关系来圆满自我。这样一来，女性就变得更加脆弱了······
在这一前提下，独立女性会激起普遍的质疑。
人们对单身女性的怜悯或许很好的隐藏了某种想清除她们所构成的威胁的企图。
即使再细微的平等之风吹过，男人们也会把它看作极具摧毁性的飓风······这种反应，除了不想放弃特权，还透露出支配者对被支配者经历的无法理解，同时——尽管他们气愤地声称自己很无辜——也有一种受害者的警觉（“我们让他们那么痛苦，如果给他们留有一丁点儿回旋的余地，他们一定会毁了我们”）。
这一时期所有平台上反复强调又被拒绝承认的论点集中在两大谎言上：一是女权主义者赢了，她们得到了平等；二是现在，她们不幸且孤独。
第二种说法并不是要描述一种处境，而是要恫吓，要给予警告：那些胆敢抛开自己的职责，只想为自己而活，不愿伺候丈夫和孩子的女人们，都自食恶果了。为了劝阻她们，人们基于自己受教的内容，精准地攻击这些女性所谓的弱点：她们害怕孤身一人。
这里没有火刑架，但总有一种父权力量，它驱逐、打压反抗者，断其手脚，让她们永远做仆从。
“女巫，是唯一通过自身来持有某这种能力的女性原型。她不因其他人而被定义。妻子、姐妹、母亲、处女、妓女，这些原型都是在与他人构成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女巫，是一个独立伫立于天地之间的女性。”然而，在猎巫时期某种女性模范被大力推广，一开始是通过暴力，后来——随着19世纪建立起理想的家庭妇女形象——是通过谄媚、诱惑与威胁的巧妙结合。女性被一步步塑造为生育角色，她们的劳动参与权也逐渐变得非法了。从此，她们被置于某种尴尬的境地。在这一位置上，她们的身份总是处于被混淆、萎缩与吞噬的危险中。所谓的典范阻止了她们活出自我，以使她们成为所谓女性特质的代表。
“现代有个悖论：要帮助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却并没有让女性也成为活出自我的个体，而是让她们回归母亲的身份，剥夺了她的个体性。”
如果你是在家里反叛，拒绝了孩子来安排生活，那你就是个泼妇，是个坏妈妈。在这里，人们同样奉劝你抛却小我，并且鼓吹母性的至高无上的影响，它会明显改变女性特质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
总之，如果想做到逻辑上的而前后一致，要么就放缓对女孩的教育，要么就在对其培训中加上一门严肃的游击战训练课，教她们如何应对男权，同时积极改变现状。
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只是让日子变得有希望，都得先让生孩子变成随心所欲、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的一件事。
不愿生育或许是一种让社会为其缺陷与失败负起责任的方式，是拒绝忘却与原谅的方式，是宣告不会有任何和解的方式。这也是他人会为此感到不安的原因，
一方面，生子是一种异化、痛苦的选择，但此中的痛苦被周遭的社会赞许所缓和了。另一方面，不生子是与内在自我协调而达成的选择，这种选择也可以好好地执行，但周遭总有谴责的声音来削弱执行人的意志力。
强迫女性永远看起来年轻，更像是个将她们中性化的隐喻手段：先强迫她们作弊，然后再抓住她们作弊的事实说她们虚假，从而取消她们的女人资格。
在男性成长及社会化的一路上，都有人对他们说“不存在白雪公主”。所以与女性相反，她们学着对爱情保持警惕，将其看作一个陷阱，看作对其独立的威胁，几乎将恋爱视作必经的痛苦。而女性呢，她们从小就被训练成期待爱情的样子，等着爱情让她们快乐，让她们懂的亲密关系中的充实和愉悦，为她们揭示真正的自己。于是，她们自己都做好了任何牺牲的准备，哪怕是遇到虐待狂，只要爱情“奏效”。当这样一个女性全身心地投入一段关系中，而关系中的另一方只是勉强投入时，愚蠢的恋爱把戏就开场了。
对于男人来说，女伴年岁渐长地的问题在于，她看起来不再是那个通用的“年轻女性”的代表了，不再具备男人潜意识里赋予那些女性的属性，如鲜嫩、纯真、无邪——虽然这样的标签贴得毫无道理。随着岁月的磨砺，女性的个性更加彰显。她变得更自信，或者至少获得了更多的阅历。然而，有人不能忍了：一个笃定的女人，一个会表达观点、表达欲望与拒绝的女人，很快就会被其伴侣、被周遭人当成悍妇、泼妇。
一个男人，要是对平等基础上的交流无甚兴趣的话，那他自然会转向追求更年轻的女性。他可以从中找到无条件的崇拜，这在他看来胜过某个与他共渡10年、15年或20年岁月，深深地了解他并爱他如初的女人目光。
男人不仅占据了经济、政治、恋爱及家庭中的主导地位，还在文学与艺术创作中称霸，这就让他们成了绝对的主体，相对而言，女人就成了绝对的客体。西方文化一早就定下来论调：身体令人生厌，而此处的身体，等于女人（反之亦然）。
莫娜·肖莱
《女巫 不可战胜的女性》